毛振華 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武漢大學董輔礽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
以下觀點整理自毛振華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88期）上的發言
今年以來，中國出口在國際形勢日益嚴峻、地緣政治衝突頻發、中美博弈不斷加劇背景下，依然保持瞭較好的增長勢頭，這充分反映出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以及出口背後的供應鏈優勢、創新優勢和比較成本優勢。但是，從中長期視角來看，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外部環境將會日益受到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特彆是中美大國博弈的影響，對此我想討論兩方麵的問題。
一、“去風險”不是“去冷戰”，而是形成瞭“新冷戰”格局
美國挑動與中國展開當前這場博弈的目標，就是想達到“冷戰狀態”。近年來，地緣政治演變的影響已經超越瞭許多常規經濟因素，特彆是中美大國博弈成為影響全球經濟與政治穩定的主導力量。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應當首先看清美國對華策略的基本框架。回想1945年至1991年長達四十多年的所謂“美蘇冷戰”，美國就是通過建立包含政治、軍事、外交在內的盟國體繫，對前蘇聯及其盟國採取瞭既非戰爭又非和平的長期對峙與競爭策略，最終戰勝瞭前蘇聯。在對中國的問題上，試圖複製過去的成功也正是當前美國對華策略的基本思路，這也是我為什麼將其稱之為“新冷戰”的原因。2017年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中國開展“301調查”，率先發起貿易衝突。但特朗普併非傳統美國建製派，在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同時，也和他的軍事政治盟國打貿易戰，併且未形成集團對峙的局麵。拜登上台後對特朗普的戰略做出瞭重大調整，一是延續美國傳統的外交思想，重新建立北約和歐盟的核心盟友格局，當然也包括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試圖通過拉攏盟國、成立聯盟的方式與中國形成隔絕。二是將中美貿易衝突向科技、軍事，以及人員交往等其他層麵進行擴張，試圖實現與中國的脫鉤。回顧這一過程，充分體現出瞭新冷戰的特點：一是不打熱戰，二是以彼此之間的分割甚至隔絕為目標，三是在經濟、政治、外交、製度上的全麵競爭和對抗。從目前情況來看，事態也正朝著我此前所預判的中美博弈“三部曲”演進。
從“脫鉤”向“去風險”轉變，新冷戰格局基本形成。拜登作為建製派政客拉攏歐洲與中國進行脫鉤，但是中歐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這意味著歐洲將要承擔巨大的經濟成本。2023年年初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期間，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首次提出歐盟對華“去風險”，拜登對歐洲做出讓步併最終接受這一概念，進而達成美歐對中國問題上的一致。此後我曾多次公開提出，美國對華戰略由“脫鉤”調整為“去風險”，併不意味著中美之間的競爭和博弈態勢緩和，而是新冷戰格局基本形成，它標誌著美國與其盟友達成瞭對華認知與策略上的統一。“去風險”框架維持瞭歐美與中國在一般貿易、能源、資金等普通領域的往來，但對“風險”所覆蓋的內容進行瞭調整，不僅涉及我們一般所認為的高科技、軍事等領域，還包括一些新領域。我們應當注意，這些新領域的內容和鬆緊度是動態調整的——隻要認為不符合歐美的利益，就將其納入到“風險”所覆蓋的範圍當中去，其中，新能源汽車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例子。新能源汽車併不屬於高科技、軍事這一領域，但因為中國在技術、成本上占據優勢，威脅到歐美相關利益，那麼就將其納入到“風險”的內容中去。美國和歐洲在這種戰略措施上也達成瞭一致。因此，從“脫鉤”到“去風險”是中美關繫很重要的變化，也是中國在全球地緣政經演變中所要長期麵對的新環境，這也是我為什麼認為新冷戰格局已經形成的重要原因。
新冷戰的序幕已經拉開，但還冇有形成“鐵幕”，我國還有一定的調整窗口期。 一方麵，中國與美歐國家的一般貨物貿易往來以及相關的人員、資金往來依然可以持續。盡管受到“去風險”影響，但從上半年對外貿易中，我們依然能感受到中國在整個世界貿易底層貨物、基礎貨物中的優勢，特彆是這些年我們建立的供應鏈優勢，今年以來中國出口依然保持韌勁；併且民營企業的出口也在恢複，這值得我們在未來製定“穩外貿”政策過程中進一步重視與思考。其次，在“去風險”框架下，各個國家仍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從而形成瞭進一步的博弈空間。盡管當前新冷戰大格局已經形成，但它還不是鐵板一塊，例如對於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出口限製，德國公司和德國政府還一直在表達善意，反對歐洲的加徵關稅等做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地緣政治方麵我們有很大的文章可做，外貿相關政策有必要與國家安全、外交政策緊密配合。近年來，中國採取瞭很多政策調整，主動對過去形成的緊張的對外關繫進行緩和，特彆是今年上半年，中國恢複與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日韓等國的會談，單邊開放部分國家的簽證等，均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展示我們在對外開放與對外關繫領域中的彈性，同時這也有利於破解美國建立起的針對中國的包圍圈。
從“脫鉤”到“去風險”，“安全”與“利益”此消彼長、動態平衡。地緣政治演變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影響正在發酵，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不得不更加重視“安全”。今年4月我參加瞭美國舉辦的中美商業領袖圓桌會議，會議主題就是“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平衡”。會上美國企業家提出，在國家安全麵前，企業利益、企業家利益以及投資者的利益是不值一談的，根本冇有博弈的空間，因此建立經濟領域中的國家安全觀，建立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有必要將最近一段時間在這方麵做的好的工作、取得的一些好的成效進行總結，併將其作為一個基礎，為我國未來對外經濟貿易工作提供一個好的指引。
二、破除關於外資的錯誤觀念，引進外資和企業出海相結合
外商直接投資的背景出現變化，但對於中國經濟的積極意義併未改變。在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影響的大背景下，當前部分外資企業受地緣政治壓力，特彆是受當前美國主導的“去中國化”影響，加之自身競爭能力有所減弱等原因，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勢頭有所放緩，同時也有部分企業出現撤出和減資的情況。回溯以往，外資企業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中國產品競爭力提升，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均發揮瞭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需要正確認識其曆史作用。展望未來，盡管曆史在推進，外商在華投資所處的背景有所改變，但外資企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冇有變。比如從技術溢出來看，對於國外前沿技術的引進與利用，無論在時間上還是效率上，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均明顯優於進口或者自我研發的方式。保護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利益，實現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是實現中國利益最大化的必要路徑。中國的政策當前明確表達出瞭這種態度，併做出瞭一些踏踏實實的工作，無論最終效果如何，這種輿論氛圍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破題，也是對自由貿易基本原理的捍衛。
不能將與外資往來與不愛國掛鉤，外資的營商環境還有進一步優化空間。當前對於外資企業的認識和態度領域，社會上出現一些雜音，很多看法和觀點也不是很冷靜，一些觀點簡單的把在外國企業工作或購買外國商品與不愛國掛鉤。另外還有一些觀點，錯誤的將出口理解為對他國的恩惠，特彆是中國對於美國的恩惠，認為冇有瞭中國價廉物美的產品他國便彆無選擇。中國作為一個貿易大國，出口依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出口本身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有必要加強公眾對於出口的正確認識。從出口企業角度看，訂單是一切競爭力的來源，也是企業生存的基礎，凡是對產品和服務形成需求的客戶，都應該秉承友好的態度予以對待。近期個彆地方出現瞭一些襲擊外國人的事件，盡管這是極端個案，但我們需要引導輿情和社會思潮，進一步建立和優化外商企業在中國的營商環境。
正確認識企業出海背景和原因，避免扣之“資本外逃”的帽子。從企業出海的類型來看，可以分為“被動出海”和“主動出海”兩大類。對於被動出海，主要是受當前美國主導的脫鉤斷鏈與“去風險”的影響，很多外資企業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逐步減少對中國的投資，甚至在其他國家重建產能。其中，一些在產業鏈中處於優勢地位的核心外資企業要求中國上下遊企業也進行產能轉移，主要涉及手機、汽車等相關領域的企業。此外，我國還有許多優秀的製造業企業主動出海，通過在海外投資建廠，能夠更貼近海外市場，繞過不理性、不正當的貿易壁壘。同時，我國企業出海目的地國家普遍選在生產要素和人力成本比較低的國家，有助於降低生產和經營成本。無論對於哪種類型的企業出海，我們均需要正確認識和看待，需要明確企業出海不等於資本外逃。從國際經濟的發展軌跡看，企業出海也是一個必然趨勢。若不能正確看待企業出海，那麼就無法正確認識外商直接投資，因為外商直接投資本質也是國外企業出海中國進行投資的表現。
企業出海意義重大，有助於鞏固我國的供應鏈優勢，也有助於穩定我國的經濟增長大盤。盡管當前中國對美國的貿易規模降到第三位，排在東盟和歐盟之後，但我們通過轉口貿易的方式對東盟、墨西哥的出口顯著上升。這說明當前我國在供應鏈方麵仍具優勢，但也折射出中國企業也麵臨較大的潛在威脅，即歐美國家正在逐步減少對我國的供應鏈依賴，在其他國家推動所謂的“中國+”戰略，若我國企業不及時跟進出海，原有的市場份額便會由他國企業慢慢填補。另外，隻有中國企業一直活躍在全球供應鏈體繫內部，才能夠分享全球產業鏈升級發展的紅利。企業出海也是可以上升到國家利益層麵的舉措。以日本為例，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經曆瞭長期的緩慢低增長，過去三十年間日本實際人均GDP年均增長率不足1%，但日本企業通過海外投資和運營，積累的海外資產規模持續擴大，GNP（國民生產總值）不斷上升,日本在全球的投資收益對於穩定企業發展、穩定日本經濟發揮瞭重要作用。可以說，當前中國企業出海的意義超過往常。我建議，應當在宏觀政策領域對企業出海給予鼓勵和支持，同時在社會輿論方麵給予正確的引導，相關學者應當客觀理性的向社會發聲，避免錯誤的思潮蔓延，不斷為我國的外貿與經濟爭取更好的外部環境。
